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读完一本书以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1
当我拿到这本书时就对这本书没有产生好感,而老师也说这本书是要“啃”读的,然而这样的书完全不对我的口味。改变是从某些同学的摘录开始的,或许只是对其中的部分内容开始感兴趣,也没有想把这本书的每个字都研究透,但我还是有了一些不多的感想。
OK,那么我们开讲。
首先是儒家的一些我看到的东西:积极入世。“积极入世”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个人健康人格,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人生最高道德标准,从而打造了整个民族的强健精神支柱和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性格,完整地构建了全民族的道德体系,加上儒家“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仍渗透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一直是中华民族在人文理想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
然后是道家的“出世”。我对于道家的出世到不是很了解,主要了解它主张的'“无为”。一开始认为“无为”是无所作为,读过书的相关部分后大致了解到,无为是指经过有为的思考,以时势、趋势的判断做出顺势而为的行为,以我的理解,简单来说就是要做好属于自己本分的事就够了,也算是简单地实现了“无为”的意义。
我最欣赏的是:“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出世做人入世做事》)
我还想说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王守仁。这个人明显是精通哲学的,而且可能是哲学界的一位大佬,他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同时还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心学”的观念就是由他提出。
最开始,有人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是著名的“守仁格竹”。
接着就是他的悟道之路。自他被贬后他父亲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明朝那些事》)
我想表达的是,关于哲学,不能一味的去盲信追求别人所想的观念,真正的悟道还是得通过自己的悟性。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2
看《中国哲学简史》看的非常吃力,不要说能读到什么,有什么领悟,能把这本书大致浏览一下翻一遍,都是件痛苦的事情。看这书最大的感觉就是,在这书之前,应该对百家各自的书籍有过涉猎,不然只是看对百家的归纳总结和评论,会让人措手不及,眼睛和心灵都饱受折磨。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对儒家和道家稍微熟悉一点,是当年高考奠定的基础,为了高考,对《论语》、《孟子》、《庄子》的内容都有较为认真的学习,所以读这些的时候,感觉像遇到老熟人,至少知道其中大意和主旨。看了本书之后,发现自己以前的理解更加片面一些,没有将儒家作为一个体系去理解那些内容,更多的只是从字面意思去了解儒家思想。一个是从面到点的分析,一个是从点到面的探索,两个不同的境界,所探究出来的深意当然不可相比。比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以前理解的小人,会跟现今社会上通俗理解的'小人混为一谈,虽然知道这两个小人肯定不是一个意思,但我猜想现在通俗理解的小人,应该很大缘由是从这引申过去的。读完这本书我更加理解了这小人的含义已经此话的缘由。在儒家体系,遵循的是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关系,而各阶级有有不同等级的,按照士、农、工、商各自排序。而小人是平民老百姓,是不在这序列以内的,他们没有获得教育的资源,不知道深明大义为何物,唯利益而趋,女子也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不要跟女子和小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喜欢冯老对哲学的态度。一直以来都觉得高深莫测,哲学是可以给人新的知识的。但冯老说,哲学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而是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的价值。这样,我感觉我对哲学可以更加大胆一些,应该不会将其束之高阁。
看完这本书,感觉更多的是对中国各种文化的一种解析、概括,而这些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处世哲学,有人认可儒家克己复礼,有人喜欢道家洒脱随心,有人喜欢名家善于辩论,也有人崇拜心学内圣外王。不同的思想会造就不同的人生,哪个信仰的多些,人生哲学就会往那个方向多靠一些。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3
确切说来,我不知道这该算作哪本书的读后感。只是从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后才有了一个整体的构思,才把那些幻灯片般的杂感一点点串联起来,缝成的这篇读后感。
我决定从“正名主义”说起。对于社会,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能够走上轨道、井然有序,“必先正其名乎”。
两千年的历史显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这种正名主义到了后世,日渐成为一种礼教纲常。于是才有了,项梁起义打着楚怀王的口号,而一代枭雄曹操也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儒家,多是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这种社会背景决定了其利益群体是当权的皇族和士大夫阶层。我们遗憾的看到,这种礼教纲常被粉饰了,不复其本来面目,成为了上层社会统治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一种政治手腕。当权者将其略加修饰,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于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君的,为了正君之名,要杀臣,好似在玩现代小儿过家家,轻而易举,甚至杀得天经地义,杀得“酣畅淋漓”;为臣的,为了正君之名,甚至一个“腹诽”这种莫须有的奇罪,都是大大不敬,甚至有灭族之罪。这种反差,古人看来,是悲剧,今人视之,倒有几分滑稽。《柏杨曰》开篇《正名主义》,笑骂司马光这类知识分子顽固、迂腐。
然而,这仅仅知识迂腐么?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曲解。不禁要问,正名主义本意何在?冯友兰先生解释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的含有一定的含义。这类事物应该做到与他们名字的含义,也就是其理想的本质相一致。”用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讲,与其说“正名”是强调为君为父的权利,倒不如说是,无论是君、是臣、是父还是子,都要尽到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义务。“正名”并不是说,先确定你是君王,让你享受总总特权来告诉人们我是你们的王以正其名,而是说,你要通过行君之道,尧舜禹汤,从而无愧“君王”这个称号。或许以中学老师职称为例说得更清楚,“正名”不是告诉我们,你是高级职称,所以你要领多少工资;而是说,你只有到了什么学历,发了多少论文,从教多少年,才能算一名真正的高级教师。统治阶层人为地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改为“臣臣,子子”,只享受其权利,而不尽其义务,也算是“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了。个人认为,历代君王简直是对孔子“正名主义”的诋毁,这种盗版主义,或许称之为“正名后主义”比较适合。
有人会说了,你说是历代君王诋毁“正名主义”,怎知不是你诋毁历代君王呢?夏朝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后,我国历史上每一页都不乏有君臣相残、父子相残、兄弟相残,这种事可谓罄竹难书。君臣父子,干戈相向,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像贺岁片一样,争相上映,好不热闹。小时候卷心菜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商纣王挖去其叔比干之心。当然,这种尽是负面新闻的君王,我们也不稀罕说他。汉武大帝刘彻,足够文成武德,千秋万代,万岁万岁一亿岁了吧。七王之乱,这不用说,显而易见的以臣乱君。而因政治需要娶其姑母刘肥之女陈娇,陈娇女士无子失宠,在宫廷斗争中败北,罢黜皇后的职称,囚禁于长门宫内,刘肥跪地相求,也无济于事,这次,长幼之序,夫妻之恩,兄妹之情,这些纲常一齐乱作一团,噼里啪啦又稀里哗啦,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刘彻晚年建思子宫,悲思其子刘据,另一方面却又提醒人们那个民间巫蛊事件,那次父逼子反,父子反目成仇,那次事件伤亡人数足可以令梵蒂冈这种地稀人也稀的国家感到汗颜——杀这么多人,吓死你,看你还跟啊扁混,再混,屠国——总之,这次事件,父子之纲那也悲剧得很哪。讲到这里,真相已是相昭然若揭了,后世君王和效忠君王的儒生,不过是对孔子的侵权行为罢了。所图谋的说白了,还是自身的利益。如果他们推行的是自己的信仰,又怎会从公元前一直杀到公元20世纪初呢?动不动就一个个杀得“争先恐后”,杀得“废寝忘食”,杀得“风雨无阻”,杀得鸡犬不宁。挂羊头卖狗肉,信仰孔子的“正名主义”是假,改头换面大摇大摆地搞愚民的政策是真。现代商人贴牌销售的伎俩,我们的古人早就用得滚瓜烂熟。
我常常又想,思考这些,又有何用呢?
往浅处说,这可以解决许多生活中的琐碎。我们常常听说这样的事情,孩子的父母因为觉得自己的孩子没考好,丢了脸面,毒打孩子,甚至于打死打残,亦非骇人听闻;孩子长大了不赡养父母,还得耄耋之年的老父母蹒跚地奔走于司法机关,和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对簿公堂;一些中学甚至小学老师因为嫌某位差生拖了自己所教学科的平均分,而不让学生参加考试;医生给病人开药,只开最贵,不开最好,恨不得一个伤风感冒也要病人去照ct,核磁共振……这些例子屡见不鲜,不胜枚举。他们是父母、钱是他们赚的、他们是老师、他们是医生、他们是点点点,所以他们说了算,一个个神气活现,像古代的君王一般牛气冲天,牛得让那些穿上民进的党绿色马甲的股指汗颜。如果领悟了“正名主义”真谛,想清所处的位子是什么职能,怎么做才能问心无愧,而不是一味沉浸在所处位子可以享受的权利甚至是权力之中,也许就不会有那么些父之过,那么些子不孝,那么些毁人不倦,那么些红包天屎了。
往深处挖掘,“正名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孔子思想的一种基础,由此根基,可以顺理成章地发展到孔子的其他思想。
孔子对于自己灵性的修养曾说:“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认为世界存在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先别望文生义,“知命”与所谓的宿命论截然不同。宿命论告诉人们,一切命中冥冥自有天定,这种想法会使人懒惰。而“儒家从‘义’又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人做自己所当做的,因为这是道德本身的要求,而不是由于道德之外的任何考虑”(《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我认为,“正名主义”中的恪尽职守的态度与“知天命”中有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从为人处事的态度上讲,“有为而无所求”是积极进取而又不乏庄周的豁达的。
不过我觉得应该修改一下,应为“有为而不必有所求”。在我看来,孔子想表达的不是无欲无求,而是笑看成败。“无所求”是虚伪而不切实际的。我们努力去做一件事当然是有目的。医生固然要悬壶济世,若不追求利益,如何养家糊口呢?齐家都做不到,又何谈治国平天下?儒家推崇的亚圣孟子都说,只有让民衣帛食肉,“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利益虽不是奋斗的终极目标,但却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所比不可少的因素。好比说,人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呼吸氧气,但人若不进行有氧呼吸,也就一命呜呼了,人生的其他种种也无须多谈。即便不是追求利益,一个人所做也一定有目的。倘若做事没有目的,那也便没有了做这件事的动机,动机都没有,又何谈努力地实践“有所为”呢?孔子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四处宣讲,难道是无目的的吗?唤醒大众,推崇礼教难道不是他的.目的吗?没有目的地的旅游只能算是流浪。
可见,“知命”重点不在于无欲无求,而在于对过程的重视。何为“知命”?冯友兰先生告诉我们:“要认识世界存在的必然性,这就是‘知命’,就是个人对外在的成败利钝在所不记。如果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言败。”我们做事,其外表的成功,要天时,地利,人和。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是说,人和与否是看我们自身努力与否。至于天时和地利与否,外部条件是否配合,绝非人力所能完全控制。冯友兰先生在此提到了“不败”,很容易让人想到《老人与海》中,海明威说的:“‘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初中时候总是为老渔夫桑提亚哥感到惋惜,费尽千辛万苦打来的鱼,却被鲨鱼来了一个“黄雀在后”,鲨翁得利,甚至觉得那种不败不过是一种诡辩,一种阿Q的自我安慰。现在明白,既然他在整个捕鱼过程中竭尽全力,把生命的顽强和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点上讲,他的确是胜者,因为他战胜了茫茫海洋的种种威胁。打到鱼固然更好,即便没打到鱼,那也能算不虚此行。与先前提到的宿命论相比,不难发现,宿命论是强调结果的不可掌握,是消极的,而“知命”论则是强调过程的重要以及其可操控性,从积极的一面鼓励人积极入世。
这种“知命”论在当今社会,我觉得,也是极具指导意义的。路遥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人啊,忍、韧、仁!”他在《平凡的实界》中塑造了少安、少平等一个个自尊、自强、自信、平凡而不平庸的人,他们在一次次苦难中展现出顽强坚韧,他们的精神在挫折与痛苦的锤炼下升华!现实中,我一次次地想,何为幸福?许多父母官要人们把自己当父母来孝敬,穿金戴银,三妻四妾五姨太太,面子倍足,仿佛是体面的人过着上等的生活,这是不是幸福呢?许多人,把心灵这个所谓的累赘抛在身后,在物质的世界里跑在最前列,这算不算幸福呢?许多这些,不禁让人迷茫而不知做人的方向。孙少平,这个普通的劳动者,这个精神世界的巨人,教会了我“苦难的哲学”,当然这不是说苦难即是幸福,而是说贫穷或者富裕,社会地位的高低并非幸福的判定标杆。只要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满怀希望地去实践“有所为”,即使是在遭受苦难,也不用气馁,因为“苦难所酿出的生活之蜜是甜的”。就我的理解,“苦难哲学”便是孔子“知命”论的产物。
《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自序:“小史者,非徒具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犹详也。”我也感到,此书虽名简史,却是微言大意,包罗万象,只得择其万一,略叙所感。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4
寒假我反复认真的研读《中国哲学简史》,总感觉似懂非懂,虽然我在努力的看,还是觉得这本书读起来非常费劲。书中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读后有种让人熟悉又陌生的说不清的感慨。
现在将我读这本书后对哲学的一点认识和感悟与大家分享如下。通过阅读这本书我知道了人们常说的哲学是让人聪明而有智慧的学问,这种说法是学习哲学的最大误区。因为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不聪明,而学过哲学的人也并不一定就聪明。事实上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所谓哲学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的那种智慧。哲学家们研究哲学问题从来不是为了提高智力,而是为了哲学本身。换言之,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书中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
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
通过阅读我还了解了冯友兰先生的其他一些哲学思想,了解了中华民族哲学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的大致发展历程,了解了儒学之所以成为民族主流文化的根源,知道了各家的思想之间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
例如,孔子推崇“仁义”,仁的本质是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常念及此,人们就会善待自己身边的人。遇到艰辛劳作,流着臭汗的农民或工人时,他不会避之不及;看到乞丐,他自然会生出恻隐之心;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少争执,多谅解。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如果人人都达到了这个境界,人自然会少作恶,多行善。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念及此,人自然变得更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和亲人,也同样自然地去爱护别人。若天下人都有此心,人与社会也就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官者理解了这个道理,懂得了人伦之道,自然要竭尽所能来促进人民大众的福利。孔子在解释古代的典制、思想时,总是以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去诠释古代的经书,注入些新的东西。这就是孔子和与他同时的其他儒生不同的地方,这使他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
如果,把这“仁义”摆进教育里、放在教学中来看,首先便是爱学生了,这也是新课程改革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注重人文性的教育。给与学生人文的关爱,才可能与学生的心灵碰撞出绚丽的火花,教育教学才有了灵性和生命。其次,教师要用自己的“仁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将自己“仁爱”的品质传递给学生,从而纵横相传。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千年之后的现代教师还仅仅把教师的职业理解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层面,那就未免太固步自封了。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的发展无时不在出事促使着我们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只有结合现实情况不断的创新,人类文化才会发展得更快。
冯先生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冯先生还说,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
面对压力与日俱增、经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冲击,我们很多人无法在疲惫与焦躁中寻找到内心的安宁。冯先生说:“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把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上在做的事做完全。一个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就是圣人。”这一个看上去似乎不高的要求却凝聚了千百年来君子修身的理想。该做的事完全做到了,即使是最平凡的事,做“完全”了便是至善,在我们的心中就不会再有遗憾,也就不会再有失望。我想,到了那时,我们的眼中的学生也就不会存在“好生”与“差生”的之分了。
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是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而已。这也许就是我开始所说的哲学家们的思想读后有种让人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的原因吧?
最后,为了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生活的更加自信,能够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都来关心哲学研究哲学吧!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5
近日,我重温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再次感受了诸子百家的深刻哲理和睿智思辨。合上卷本、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思想经历了由分化到融合的过程。正如书中所分析,周朝后期中央权威下降,官师一体走向官、师分离,由此产生了诸子百家哲学思想,按西汉时期著名学者刘歆所分析,“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随着秦、汉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儒家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官学,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汲取其他各家以及外来的佛家思想所长,在宋朝时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新儒学。通过不断融合实现完善发展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修身养性、追求幸福。无论是作为入世哲学的儒家,还是作为出世哲学的道家,都非常注重人与自身的关系。儒家追求的完美人格是“内圣外王”,首先需要做到内圣,就需要注重内在修炼,修炼的重点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方法论上,新儒家“陆王心学”引入了佛学中禅宗顿悟的方法,“先立乎其大者”(例如“仁”)然后以敬存之,强调通过“格物正事”实现“致良知”;新儒家“程朱理学”则强调尊“理”养“气”,“气,使人各不相同”,并认为通过个体自由自在地遵“理”行事可以实现个体快乐。道家更关注于人如何获得自身幸福,通过追求个体自由自在地发展实现相对幸福,通过“以理化情”实现绝对幸福。
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兼爱非攻。儒学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强调的是在与他人相处过程中对他人的博爱,并且这种博爱由孔子时期分为“君子”、“小人”有差别的爱演变成了孟子时期无差别的爱。道家虽然不主张损害自己利益去关爱他人,但也反对损害他人利益。就连武士阶层出生的墨家,也强调主张“兼爱”,并将武力使用限制在以自卫为主的“非攻”范围。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国天下、内圣外王。正如前面提到,儒家追求的完美人格是“内圣外王”,政治理想是“家国天下”,路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法是构建一套以“礼”(对君子)和“刑”(对小人)为核心的人伦和社会治理体系(例如三纲五常等)。然而,现实中,“内圣”的人,未必能成为“外王”,例如,奉行“仁义”的宋襄公失败了、而奉行武力攻伐的秦始皇却成功了。对此,儒家给予的“内圣外王”的解释是:“内圣”可以为“外王”,“内圣”是“外王”最理想的人选,但“内圣”不一定最终成为实际的“外王”。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真谛,无论在什么状态、无论在什么职位,我们都需要尽力做到“内圣”、主动做好自己、承担好自己的职责,这本身就是在践行“家国天下”的梦想。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知行一体。儒家在早期并未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儒家与道家、佛家的'融合,新儒家的“程朱学派”将道家“道”的理念引入儒家,强调“天理”,人的行为应遵循天理,实现“天人合一”。新儒家“陆王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则将宇宙视为一个精神的整体,“心即理也”,通过不断地实践来实现“致良知”。而道家则认为“道法自然”,注重探究自然的运行规律“常”。
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国社会环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通过阅读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提供了对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系统解释,然而,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学并未真正解决人们的动力问题。早期儒学认为一切天定,要求人们“尽人事、听天命”,新儒学认为遵循“天理”、“良知”,但并未解决“天命”、“天理”、“良知”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的问题。在激励约束机制上,采用外部的“礼”、“刑”对人们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予以规范矫正,缺乏可靠的、分散在个人身上的自我监督约束机制,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监督成本过高、效果不甚理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道教和佛教提供了补充,根据道教,个人自觉修身可以实现长生不老;根据佛教,个人据礼行事、遵纪守法是前生“业”的“果”和来世“果”的“业”。事实上,我们知道,促进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新教伦理的核心动力机制也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为了赎自身的“原罪”。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整体国力的显著增强需要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支撑,需要构建适应我国当前历史发展阶段的、统一的、强大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的主流哲学思想体系。如何基于个体自我监督而非社会监督建立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动力机制,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建立这一思想体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因应当今中国面临的新环境、新形势和新变化。
当今中国,日新月异。与高度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相比,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已经从以家庭为单元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大规模组织生产为单元的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家庭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下降,与此对应,集体、组织和单位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上升。同时,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显现,家庭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家族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下降。此外,由于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由基于血缘的家族生活方式向基于共同社区和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会网络生活方式转变,由此,人们的自我修养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影响,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必将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去血缘”、“去家族”化。最后,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超道德力量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弱,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追求探寻规律性而非神秘力量。这些新变化,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则,解题者谁?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6
“哲学”是一个西洋名词。古希腊哲学家把哲学分为物理学、伦理学和理论学三大部分。用现在的术语说,是指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三大部分。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他以反思为中心话语,以人生为对象,认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哲学内容的各个部分是紧密相关的,比如人生论以宇宙论为根基,也连带知识问题,知识论可证宇宙论,三者“相即不离”“互有关系”。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20xx年新星出版社整理的全新修订注释版本中,对照1948年英文原始版本进行了全面修订。在书中,冯友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并指出,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哲学思想和各家学派观点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很多研读者都有这样的同感:你或许不同意冯友兰的某些观点,但你绝对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冯友兰先生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但是,他也能以严谨客观的态度对待其他各家学派的思想,以时代人的思想与倾向为我们阐明观点之中包含的思想内容。他总是以一种宏观的把握,一种与生活相联系的态度,向我们展现中国哲学史的`脉络,为后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学术追问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哲学总给人一种晦涩难懂的感觉,而又各家学派自成一说,故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著称于世。冯友兰先生从史学的角度,用一种宏观的视野,以时间为线索,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哲学各学派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的思想由起源到发展的清晰脉络。
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冯友兰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一个文化盛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和平而努力。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的哲学史向前推进作出精确阐明的同时,将思想与情趣相结合,让人发现哲学的思维也能在生活中展现出来。例如冯友兰先生在讲解公孙龙关于共相的学说是首先引出“白马非马”的命题,接着从三方面论证这个命题,以此引发读者的兴趣并进一步阐述“共相”的具体含义。
冯友兰先生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中国哲学世界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哲人的宏大气度。他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明确,让人觉得中国的哲学史是在一个不断发展之中的过程。在命题“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中,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在具体的内容中为我们对比了儒家和墨家在观点上的异同。
他概括地告诉我们,孔子对古代文明的态度是加以理性化、合理化,墨子则对古代文明持批判态度;孔子是以为文雅有修养的君子,墨子则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布道家。同时也指出,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他或许在内心之中也对某一学派的观点具有倾向性,但却以一种科学的精神进行分析,向我们呈现出中国哲学在不同社会背景之下的发展。这种比较和分析不仅仅需要一种精神,更需要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理论研究,一种纵横全面的思考和总结。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精神的思考方式和学以致用的学术兴趣。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突破了哲学的晦涩难懂,将中国哲学融入历史,富合故事性的同时又富舍哲理性。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魅力之美,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各自组成了中国哲学的必要部分。而串联这些学说的,则是历史这条主线。相比于西方哲学的神教旨主义,中国哲学更注重挖掘人的道德和精神。总的来说,中国哲学更能体现历史的韵味,令人沉醉。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7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
“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毫无道理,这不是耽误时间么?
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天下熙熙攘攘名利来往。有什么好提倡呢。大多名不符实徒有虚名
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儒家就不像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嗷嗷待哺婴儿,所以嗷嗷哭哭的哇哇大,让别人替他做事,他就逼逼赖赖还逼逼赖赖出优越感。
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分内之事和分外之事本身就有待商议,知命有没有强加的意志?又当又立。
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宗教。--多少有些宗教的影子
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人类热衷于造神运动,借由神的存在完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真是目的。儒家尤如此,满口仁义道德实际道貌岸然。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8
孟子曰:“扬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是孟子对杨朱的评价,也侧面体现了杨朱的基本思想之一:“轻物重生”。那么,我们是否要做到轻物重生呢?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想我们得讨论一下“物”与“生”。“物”即为物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是物质的影子,如:金钱、名利、地位、珍贵的物品等,他们都是物质。物质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无疑是巨大的: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能否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能否行驶更大的权力,能否满足自我的虚荣心等这些都与物质息息相关。假设说,物质消失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寸步难行。于是,“物”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生”。“生”很好理解,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重要性大家都明白——没了生命,就什么也没有了。就仿佛是失去水源的鱼,失掉了一切,自然也包括“物”。
由此可见,“生”的确比“物”更重要。那么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从何而来了。只是,我对此仍有点异议。我认为,还有比“生”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义”。
《鱼我所欲也》中,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顾患有所不辟也”,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还有比生命更贵重的东西,所以有些灾祸我不躲避。这里孟子所说的比生更贵重的东西,就是指“义”。“义”的解释繁杂多样,每个人的心中都不尽相同,但肯定会有相同的一点——不违背自己的道德底线!假使让一位有“义”的人去为了生命而做一些卑微苟且,违背他们内心的事,那么他们一定会觉得生不如死。故此,在这种情形中,“义”更重于生。
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都应该是心中的道德底线。国家的耻辱,灭亡,使得屈原纵身投入汨罗江,这也是屈原“义”的体现。所以,我对于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并不认同。
当“生”与“物”出现了碰撞时,“生”比“物”更加贵重,那些因钱财的短暂失去,偏激之下自杀了断的人,死的并不值得;而当“生”与“义”擦出了火花,那么“义”要更领先于“生”,那些因更好的物质生活而背叛了自己的灵魂的人,也不值得!
我们应该做到“轻物重生”,但更应该做到“轻生重义”!这就是我的观点。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9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又好比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事情总是如此,有一个极端就有另一个极端的代表来跟它作对。
所谓“物极必反”,本是道家哲学,便是事情发展到极端,向反方向转化。告诉世人,告诫世人,事情的本性都有它的局限性。我们都在找一个“度”,这个平衡点。倘若强行超越,恐怕要适得其反,丧失自己。
吕不韦与众多门客在编辑《吕氏春秋》时,曾用“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这十二个字将物极必反诠释的很到位;老子《道德经》中有“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到早已”的道理;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了贾府盛极必衰的过程。这一道理贯穿古今时空。
这个成语使我联想到一个词——欲望。若控制得当,它是我们达到某种目的的利器;若控制不当,便是使人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凶器。所以行事为人,力求平易朴实,脚踏实地。
再举个例子,如果吃得太多,对身体有益的物质也会转变为对人有害的东西,所以饮食要适度;画蛇添足,行事过于多余,结果可能比不做还要糟糕。所以,一切都要顺乎自然,要遵循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自然发展。
善从何处而来,恶也从何处而生,而那些避免邪恶的方法也会应运而生。深水在很多方面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害的。因为深水有溺水之险,但与此同时,却也找到了避免溺水的方法——学会游泳。所以,在困境到来时,我们也不必一筹莫展,解决的方法也在应运而生,就像小孩子一生下来,便有哭的本领,后来才学会了笑;一个人不先了解悲哀,便不会了解快乐。
把握好事情的“平衡点”是重要的。或许我们会为此磕磕绊绊,但会在下一次幽暗时刻到来之前用光明战胜。回归到本质,我们应抵抗外物诱惑,保持纯真自我,万物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应与时代通变。遇到新问题和新需求,准确无误的把控这个度。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10
这几天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才发现自己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一窍不通。虽然看不懂,但从这本只有300页的书中,我感觉到了中国哲学思想在中华上下5000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
冯在书中讲述了儒家、法家、道家、名家、墨家。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哲学的东西真的很难理解啊但是,他的这本书已经很容易理解了。是我见过的哲学书中最好读的。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一直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我们可能知道中国哲学的重要性。
从这本书中了解八卦的由来,各思想学派的发展历史,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中国哲学的精神,儒家文化为什么在中国有这样的地位,自我感觉各家的思想是相互吸收和参考的历史,哲学是否全部形成,哲学可能是这样。我认为任何时代的思想都会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尤其是物质方面的条件,经济基础决定高层建筑。哲学思想在经济发展中也有意无意地随着发展。
书中也讲到了一些东方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区别,毕竟两者的物质、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基础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自然是有区别的'。但是两者都是人类优秀文明的一部分,只有将两者优秀的成分结合起来才能利用,正如书中所说的中过哲学上负的方法与西方哲学正的方法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自己完全没有水平,但幻想着抛砖引玉的效果!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也许当我第二次读这本书时,我会感觉到一些东西!
读《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篇11
选择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哲学,尤其是喜欢渗透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晦涩难懂,然而在我看来,它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因为毕竟这本书成书额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文化课。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英文版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而冯友兰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了极大的积极意义。而它翻译成为中国后,也更不失为一本言简意赅,轻松易懂的中国哲学读物。
中国哲学简史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均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游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着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那一时期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生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冯友兰教授将宗教等现象称为超道德现象,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哲学意识(如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太过浓厚,因而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而不再需要宗教的滋养。中国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不是探求事物之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事实上,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的权威被不断削弱。很多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是自身的衰退。如果这个世界除宗教之外没有什么办法达到可高的价值,那么人们宗教仪式的淡薄的确是值得惋惜的。而事实上,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它更为直接,也更加单纯。哲学取代宗教的地位,这合乎中国哲学的传统。也体现出了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百家哲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人类至高道德上体现其价值,朴素点说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家就是热爱智慧的人。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冯友兰教授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
在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背景后,冯友兰教授选取了诸子百家中代表性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讲解,其主要篇幅在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每个朝代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道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其用来作为恢复国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而到了统治中期,社会需要稳定秩序,统治者大多采用儒家伦理来教化百姓,使子女孝顺父母,臣民忠于君主。盛极必衰,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每个王朝的鼎盛便预示着她开始一步步的走向衰败。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朝末期,官吏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此时民怨沸腾,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法家的重刑法的那套办法来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纵观中国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把关注点放在具象的人伦关系上,所以被认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除了最为熟悉的儒家、道家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墨家。墨家的认识论理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墨家中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先秦的科学家,这自然让我这个学工科的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兴趣。在墨子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墨子主张从劳动者中选拔人才,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因而墨子被称为平民圣人。墨子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并卒葬于此,现存有土掉沟、黑隐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迹供人们瞻仰。
中国哲学并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如儒家学派就经历了很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多演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不断舶来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直到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一直都具有这样的韧性与海一般广阔的精神。我相信,即使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一个西方文化占主流文化的时代,中国哲学依旧能绽放它的光彩。
冯友兰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是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而已。”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希望人们都能在中国哲学中寻求到心灵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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